在海是怎么说的，咱们俩中间都有一个是清白的。这么一来，另一个会被怀疑，而一个是犯人，一个是证人，我们就会被押出去，到地面上去，只要离开了这里，至少没有了生命危险。”

    我想了想，发现这确实是唯一的办法，在当时出这种事情后果非常严重，弄不好要被打成左派。于是就定下，我说真话，他说假话，又合计了一下怎么说，他就让我立即回去，见机行事。

    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他也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各种心情无法言表，也没再说什么。

    我走出他的帐篷，开始觉得事情变得十分麻烦，倒是暂时忘记了袁喜乐的事，当下有点后悔决定回去看那盘胶卷。到这时我才意识到，这不像我们以前犯的那些错误，这一次如果被发现，那一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，而且要是不看，马在海也可能不会牺牲。

    不过，如果不回去的话，也就错失了和袁喜乐的那几天几夜，这么对比之下，事情变得难以取舍，只好不去想。

    一路想着作报告的时候，我该怎么说，哪些可以详细说，哪些不能说，不能说的部分怎么补上，想了个大概，发现很难说得明白，那几天几夜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一下子焦虑起来。

    回到自己的帐篷前，忽然发现不对，医务长和护士都在帐篷外面站着说些什么，看到我来了，医务长过来道：“跑哪里去了，快，首长在找你。”

    我还在诧异，他已经招呼了一下，一边马上出来了四个警卫兵，面无表情地对我敬礼道：“请跟我们去一趟司令部。”

    我立即敬礼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知道担心的事情躲不过，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